三鼎家政停摆清算调查
几乎是同一时间，三鼎家政集团官网发布《三鼎集团欠款汇总清算函》，宣布自2018年7月10日起所属分公司全部业务暂停。公司将进入“工商报备”“财务清算”阶段。在官网上，三鼎“下设200个分公司和经营网点，日提供订单服务100000单，树立了中国现代家政服务业直营连锁之典范”等介绍文字仍保留着。
截至7月11日，该公司在全国28个分部，百余家分公司陷入瘫痪，三鼎的线上平台“来人到家”也停止服务。被欠薪的员工、充值未消费完的顾客纷纷报警。7月14日，在该公司总部的工商注册地郑州，当地公安局工作人员告诉重案组37号，此事件“目前还处于摸底统计阶段”。
该公司联合创始人任富明在接受重案组37号采访中，将公司陷入困境归咎于“扩张过于激进、引入资本过晚以及低价销售”。但三鼎分公司一位经理认为，公司引以为豪的“预付款模式”很可能是导致覆灭的原因之一。“一开始是非常先进的，能为公司积累大量的现金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资金流向缺乏监管，稍有闪失就会出问题。”他说。
此前被传“跑路”的公司董事长任富强在今日现身，与资本方接洽三鼎有关融资问题。
▲三鼎北京总部已人去楼空。图/新京报记者段睿超 摄
恐慌的消费者 绝望的员工
直到发现线上服务不正常、未消费款项无法退还时，客户金女士才意识到这家公司可能出事了。2017年11月她还特地往卡里充了2万元钱，“感觉三鼎的服务一直不错，登门的家政说，余额可以随时退。”但2018年后，金女士发现三鼎提供的上门清洁服务不太正常，以前都是提前一天预约，但后来“经常预约不上，需要等很久，最长的一次要约到七天后”。
两三个月前，金女士与上门服务的三鼎保洁阿姨聊天时发现，保洁阿姨已经有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她赶紧联系退款事宜，原本答应6月份退，后来又推了一个月，“还有一万多块的余额。”
据重案组37号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地三鼎家政员工的采访，此次欠薪始于2018年2月中旬。郑州管城分公司经理黄经纬告诉重案组37号，就在2018年春节放假前一天，公司通知2月份的工资不发了，当时他还没意识到公司会被清算。
早在今年3月21日，就有媒体报道了三鼎上海门店的异常。包括济南、武汉、西安、天津、广州、成都等城市在内，关于三鼎家政闭店关门、无法享受服务、不能退款的事件近期也屡见报端。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告诉本报重案组37号，半年前她开始在北京总部的办公室工作。截至7月10日，她被公司拖欠了3个月的工资，“办公室十几个人，总共被拖欠了近40万的工资。”在她发给重案组37号的一张工资表截图上显示，尽管他们没有拿到工资，但在应发一栏里依然如数填写着金额。
▲北京员工的工资单。受访者供图
6月5日，她目睹了航天桥分部的员工集体讨薪，董事长任富强被堵在了办公室里，最后不得不从窗户逃走。
在上海，一个名为“上海三坑讨债1群”的群主郭荣介绍，据他所知，目前上海大大小小的维权群很多，由他管理的两个群中，“上海三坑讨债1群”已经有500人，另一个“来人客户退款群”有133人。
在“上海三坑讨债1群”里，41岁的龚静被称作是“被三鼎害得最惨的人”。从基层保洁员做到分公司代职经理的她，从亲朋好友、银行、高利贷处借来的一百多万元钱悉数投进公司。
7月10日下午，重案组37号探访了北京建国路15号院的三鼎家政的总部。大门已被封锁，门缝处贴着一张落款为“北京德淼科技有限公司”的封条，上面写着“三鼎家政贵公司未按合同规定的时间缴纳租赁款项我司决定给予查封”，封条时间为7月9日。
快速扩张 疯狂烧钱
工商资料显示，1998年9月29日，三鼎家政在郑州成立。“天眼查”显示目前该公司注册资本5112.9万，实缴2000万，法人代表为任富明，是董事长任富强的姐姐，该公司另一创始人为李德强，据重案组37号了解，三人的身份证的住址是河南郑州，实为陕西榆林人。三鼎家政郑州经开区经理许可证实，公司总部2015年10份迁到北京。
在接受采访时，任富明回顾了自己的创业经历，“这个公司是把祖产卖了成立的，在当时工商局办证的时候都不知道家政是什么。”
在公开的资料中，三鼎成立之初到2002被称为“创始阶段”。任富明回忆，公司最开始的几年，很多活都得自己干，白天她接电话、手写记录订单，他们带队出去上门服务，而到了晚上，她还要洗毛巾，“几百块毛巾，晚上10点以后（才有时间）洗。”
三鼎家政的对外宣传资料中，其一直自称是中国家政行业“第一个由中介式管理转变为员工制管理、第一个推出家政卡改变销售模式的公司、第一个自主研发数据库并投入使用的公司”。
知情人士称，公司一开始就确立了“预付卡”的经营策略，让客户先充钱，“这个模式在当时不得了，很先进，既能让公司回笼资金又可以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2003年和2004年的摸索阶段，三鼎延续至今的分公司发展、直营连锁模式成型。这两年间，三鼎家政在郑州市场开了5家分公司。
2005年，已经是河南家政老大的三鼎，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国内其他市场。“天眼查”的信息显示，从2005年10月到2006年9月，三鼎在济南一口气开了5家分公司。
接着是西安、成都、武汉，2010年进军北上广。任富明说，做传统企业，最早靠的是发名片。家政行业人力成本大，只有15%的利润。但三鼎利润少量却大。任富明说，“那时公司发展挺不错”。
在任富明看来，2014年是三鼎家政的一个节点。当年12月，三鼎家政的线上平台“来人网”和淘宝店上线。
传统的家政行业也躲不过互联网的冲击。“那个时候很多行业没有实体公司，随便注册个公司能融资，找几百万的天使轮。”任富明称，三鼎并没有走这条路，而是一直坚持线上与线下实体店相结合。
2015年和2016年，在淘宝、京东、美团、58同城等第三方合作平台上，“来人到家”的行业销量（交易额）排名一直都是第一。
“互联网有一个特点，烧钱。大量地推广、投广告，客户在各大平台上看到的内容，那都是商家要花钱的。（对资本来说）交易额大不见得有力度，关键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企业，就要不断花钱推广。”任富明回忆，公司主要利用互联网的渠道推广，烧的都是自己的钱。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量，三鼎在线上也打起了价格战。重案组37号调查发现，市场上的其他家政服务价格都不低于30元/小时，而使用充值卡的三鼎家政最低只有16元/小时。
不仅如此，三鼎家政通过淘宝提供的大数据作为判断，又在30个城市扩张了门店。线上拼命烧钱、线下拼命扩张开店。任富明说，这是造成公司资金短缺的原因。她坦言，从2015年起，公司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任富明有些后悔，她告诉重案组37号，如果回到2014年，她还是会选择乘上互联网的东风，“做好北上广、江浙沪等地的公司，不会迅速大面积扩张了。”
畸形扩张 刷单套现成主流
在三鼎内部，许多人并不认可任富明的说法。知情人士称，公司走到现在的境地，在公司创立之初就埋下了伏笔——“预付卡”模式。任富明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虽然预付卡模式能为公司提前回笼资金，但因为售价过低，“越服务窟窿越大。”
该知情人士介绍，能被控制的“预付卡”模式能有序运行，是一个让“公司和客户双赢”的好模式。但他坦言，“预付款”模式意味着资金的提前回笼，“那么多的钱即便是放在圣人面前，不说会动心，最起码是不会再想着老老实实经营了。”
采访中，三鼎的不少员工告诉重案组37号，他们中大部分人的薪资构成是工资加售卡提成，“从公司成立就一直延续。”
引爆一切的导火索出现在价格战打到单价低至16元/小时之后。黄经纬回忆，那是2016年底，“销售政策变了，为了拉新客户，公司在北京地区开始发行超大面额超低单价的充值卡，5万元为单位，单价低到了16元/小时。”
许可介绍，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充值，之前公司也发售过单价较低的卡，“但都没有低于18元/小时的，基本上都与保洁的工资持平，但这次不一样，直接低于保洁工资了。”
“当时北京的保洁的薪资是18元/小时，等于这种卡每小时要亏损2元。”三鼎家政原郑州管城区分公司经理黄经纬告诉本报重案组37号，这种超大面额的卡一开始只在北京地区有，“我们也不理解为啥要发行这样的卡，一次公司培训会上我还向领导提问。”
当时负责培训的领导给他分析，低价卡会带来两种可能：1、客户的消费周期特别长，能把大量现金流把控在公司手里，以此弥补2元/小时的损失；2、客户可能会选择公司利润比较高的服务。公司业务例如做饭、家具护理、消毒等，利润可达到75%。
知情人士介绍，随着大面额低单价预付卡出现的是刷单。某些内部员工看到给客户的单价低于保洁人员的时薪认为有利可图，便纷纷自己掏腰包垫钱买这种卡，“系统里发个假单，不用人去服务，订单完成后钱直接到手，公司还要给他们售卡提成。”
“一张五万额度的卡，提成加上差价，平均下来能赚七八千块钱。”黄经纬说，在大面额低价卡出现的最初三四个月里，北京的刷单现象时有发生，“内部员工自己垫钱买卡自己刷，公司一开始也制止。”但在2017年5月以后，这种大面额的低价卡开始在全国普及。
与此同时，公司开始要求分公司经理们承包业绩指标，“完不成任务指标，整个公司都不发工资。”广州番禺分公司经理告诉重案组37号。
任务量的完成也被分为不同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决定着工资的发放与否和发放金额。采访中，上海分部城隍庙分公司的张立民告诉重案组37号，“每月10号前完成发100%工资，10号之后，10号到15号完成发90%，再往后即便完成也只能拿到工资的85%。”
除了上述人士，来自上海、广州的几个分公司经理都承认有垫卡刷单现象。原本零星的“垫钱买卡-刷单套现”逐渐变成主流。
张立民称，他们分部的老总为了逼迫下属分公司完成业务量，每个月有20万到30万不等的充卡任务，“承诺业务量完成就发工资，我们就拼命跑业务，后来实在完不成，三鼎上海总部的总经理高彬和副总经理赵高中让我们自己垫钱买卡”。而垫钱买卡的直接后果就是刷单。
黄经纬告诉重案组37号，以他所在的公司为例，从硬压任务开始，“最少的时候一个月36万，最多的时候有120多万。”
到了2017年9月时，公司新的考核与工资发放机制启动：以分公司为单位，本月的运营成本（包括员工工资、租房、水电气费用）自动变成下个月的任务量，“跟以前一样，完不成整个公司不发工资。”一名郑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告诉重案组37号。
黄经纬表示，因为郑州分部参与垫卡的人不多，还曾受到过批评。“2017年8月还是9月我记不清了，以北京为正面典型来说郑州的事，当时北京账面上弄了1000多万的流动资金，但那钱是怎么来的公司上层会一无所知？”
张立民则称，总公司是知情的，“但最后分公司这些刷单的被总公司反咬一口，说这是在套公司的钱。”
但到2018年5月，即便完成业务量工资也不发了。“老总（高彬、赵高中）则安慰我们说‘坚持到最后一步，马上就挺过去了’。”张立民回忆，当时他们俩承诺“你们垫的钱一定200%地出（返还）。”
“刷单垫在卡里的钱刷出来需要周期。”上述知情人士称，这就是目前遍及全国的“讨薪潮”的根源，“工资在其中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头是垫在卡里没来得及刷出来的那部分钱。”
目前黄经纬手上还有七十多万的卡，而据维权群里统计，仅郑州的几个分公司目前未刷出的卡面金额是小三百万。
“死在了资本进来前” 股权变更纳税成疑
一边是竭泽而渔般地聚拢资金，一边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引入资本。
“当时我们跟谈资本，已经到了财务审计的阶段，资本说到2018年5月底进来，但我谈的这个资本是国企央企，程序复杂，一拖再拖，但大家又是什么都在等资本，有部分的员工工资、服务商工资，确实没有发，但是没有别的办法。”任富明说。
“今年3月份，我们股东抵押了两套房，又拿进去六百万，员工工资不全额发放，但是能发我还是先发了。”任富明的说法是，因为工资原因，员工士气不高，不好好服务，就引起了客户的“退费潮”，又直接导致了公司资金链紧张，“可能这个月收了三十万，退费都能达到三十万，那员工工资怎么支付？”
对此，不愿透露姓名的三鼎公司员工表示，在不说明资金流向的前提下的承诺没有任何意义，“今年3月份还有一个股权招募计划，9个老城市凑了890万，新城市凑了239万，明面上这些钱是没有用到工资发放债务清偿上，而中间不管是垫卡还是收客户的钱，钱都去哪儿了？”
对此类质疑声，以及网上“三鼎涉足其他行业亏了一大笔钱”的传言，公司公关负责人7月12日回应称“没有投资过房地产，没有参与过P2P”。
有郑州分公司内部员工告诉重案组37号称，就在三鼎停摆清算之前，有两个异动他一直不明白其中的用意，“转变纳税主体和公司的股东更改。”
“6月22日通知，公司从7月开始纳税主体从‘小规模纳税人’变为‘一般纳税人’。”在他查询了相关法律规定之后发现，这两个纳税人之间是以销售额来界定的。
上述员工称，在公司业务正常的年份，即便把公司认定成从事“销售服务”行业的运营主体，他所在的郑州分部每年的销售额就已超过500万，但为何还一直以“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纳税？
而在百度贴吧里，一名叫“高广建”的人在2012年4月1日贴出过一张“三鼎家政2010年12月利润及全年累计利润”的图片，指控三鼎家政偷税漏税。
图片显示，郑州地区全年收入3061.17万，全年累计利润952万，仅一个地区一个月的利润，就已经超过了500万元的限额。重案组37号向三鼎家政公关负责人求证该表格的真实性，对方在向财务确认之后，称财务数据属于一个公司的机密数据，仅凭一张截图无法判断真实性，“更何况这是8年前的数据。”
该员工所说的另外一个异动，涉及到三鼎家政的股东变动：就在三鼎家政正式停摆清算前，6月27日，其在工商注册的信息也发生变更，任富明、任富强、李德强从股东位置上退出，自然人控股变成了商务咨询公司控股。
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月19日下午，多年为国内企业上市提供法务支持的专业人士告诉重案组37号，“股权变更后，三鼎家政的股东由自然人股东变更为法人股东，如果真的出现前述情形，那么责任承担主体，从三鼎家政股东的角度讲，首先应该是该法人股东，而该法人股东一般是以其全部财产为限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时点上的股权变更，原股东可能有逃避责任的嫌疑。”
7月24日，三鼎公司公关负责人对此两项质疑回复称，“公司从‘小规模’向‘一般纳税人’过渡属于公司经营正常的税务变更，税务上从来都是照章纳税。”
关于公司股权变更，他称：“从公司治理上来讲机构比自然人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不存在规避责任的说法。”
在7月21日11时05分，三鼎家政董事长任富强在微博上转发了三鼎家政集团官方微博：“三鼎家政的股东们正在积极约见资本方，合作方式基本围绕收购、持股、增资扩股等形式展开，并已有4家资本方表达了合作意向，会持续进行深度对接……希望大家给予我们更多的信任与时间，我们争取早日解决困难恢复服务，对所有员工和用户负责。”
因为任富明和三鼎家政的公关负责人未能正面回答“两个异动”的缘由。今日下午，重案组37号多次拨打该公司董事长任富强的电话，无人接听。之后又将相关问题以短信形式发给任富强，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新京报记者 段睿超 实习生 王艳华
编辑 陈晓舒 潘佳锟 校对 郭利琴
往期重案回顾：
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
欢迎朋友圈分享
----------以下为推广----------